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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皓晖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庄子说得好，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宁非如此哉！

    作为再现中国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产物，绝不仅仅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灵感涌动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的十字路口，求变图存再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我们曾经衣衫褴褛，我们曾经食不果腹，我们曾经内斗不休，我们曾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积淀的文明激发我们求变，贫弱的境地催生我们图存，当此之时，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中寻求启迪，召回我们曾经失落的魂灵，洗刷我们曾经品尝的耻辱，淘洗我们曾经泛滥的自卑，鼓荡我们曾经干瘪的底蕴，洗刷我们曾经有过的迷茫，遂成为连绵涌动的时代思潮。而在我们民族的漫长历程中，面临巨大深刻的历史转折而能奋然拓展出崭新文明的时代，只有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圣地——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于是，回望探索两千多年前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以“求变图存”的“大争”精神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帝国时代，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不期然，我提起了笔，坐到了案头。

    于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

    二

    在日每笔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关注与助益多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先生。启耕之初，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林先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多次长谈，反复说及以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秦帝国时代的重大意义。林先生说，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思索如何将繁难遥远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普及于社会大众，也尝试过历史小说这种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当时已经大体写成的战国历史小说《一代政商吕不韦》与我一起商讨。以林先生的学养与学术地位，能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展现历史研究的成果，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头最深的一句话是：“大秦帝国这一题材，其意义不亚于任何重大的当代题材。”1997年，林剑鸣先生于北京逝世，其时我正在大西北的黄河岸边蜗居笔耕，未能到林先生灵前一拜，诚为深重遗憾。

    历经曲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走完这段路。

    我决意在已经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之后，重写历史小说。

    只有历史小说这种形式，能够承载帝国时代极其丰厚鲜活的文明内涵。

    。

    由此，我进入了实际的自由职业状态。为了选择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环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锡仁、刘安、程鹏、周沂林，以及企业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来，开始了十余年的笔耕生涯。朋友们的帮助不仅仅是具体化的多方面的，还是有写作助益与精神助益的。凡此种种，无不使我时时铭感在心。尤其是锡仁老友，在剧本创作阶段为将其推上银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为《大秦帝国》电视剧的后期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恒常念之。海南省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秦帝国》多方关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先生之关注与助益尤多，尤为感谢。

    十多年中，我对几乎成为我第二故乡的海南，有了种种独特的理解与感受。在包括我在内的往昔之内地人眼里，这个弥漫着浓郁商品经济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