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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做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象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