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幕府秘书们效率很高，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议题，杜袭的安荆州人心第三策，“封王子比干之墓”。

    曹操已猜到此事当如何实施，捋须笑道：“定是为已故长沙太守张羡迁墓，乃至于立铭表彰。”

    杜袭道：“然也，看来这是丞相心中早有之意。”

    这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终于反目，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于官渡。当时曹操刚刚将刘备逐出徐州，招降南阳张绣，江东孙策也遇刺身亡，唯一还担忧的势力，便是荆州刘表。

    刘表是袁绍名义上的盟友，建安年间也屡屡与曹军交战，争夺南阳地区。此人虽无四方之志，但只要派兵做出策应袁军的举动，也足以让曹操腹背受敌。就在这关键时刻，刘表手下的长沙太守张羡却打着响应许都朝廷的名义，联合武陵、零陵、桂阳共同举兵，长江以南顿时不为刘表所有。

    同时张羡还遣使北诣曹操，曹操那会正因久久未能分出胜负而焦头烂额，很担心刘表背刺，闻讯大悦，立刻以天子名义拜荆州刺史，支持他和刘表打擂台。

    只可惜张羡没撑太久，便兵败退守长沙，病死后城破，诸子被刘表杀尽。但张羡父子牵制了刘表全部兵力，为曹操争取得宝贵的数月时间，撑过了最艰难的对峙阶段。

    这样的人，当然得重重表彰！曹操早就追封张羡为亭侯，又让时任西鄂县令的杜袭举荐张羡的族中子弟为官。只是那会他对荆南长沙鞭长莫及，管不了张羡的身后事，如今荆州已平，确实可以将封墓铭碑补上了。

    杜袭早就打听清楚了：“刘表深恨张长沙，攻入城后将其掘墓抛尸，幸有当地士人百姓受其恩遇，将他尸骨重新收敛，埋于湘水旁。”

    曹操叹道：“忠良之骨焉能久留卑湿之地，待长沙归顺后，立刻派人南下，为张君迁墓！奉还其故里南阳郡西鄂县，以列侯之礼下葬，墓室绣墙题凑，再立大碑，以旌功勋。”

    他旋即望向记室属阮瑀道：“元瑜，自中兴以来，碑碣墓铭之风云起，然若论文采之博，用语情深，莫高于蔡伯喈。元瑜受学于伯喈先生，碑碣得其真传，就由你来为张君作墓志铭，如何？”

    蔡伯喈便是蔡邕，他多才博学，一手碑文更是闻名朝野，公卿名士都以死后找蔡邕来题铭为荣，其中不乏名篇。诸如清流魁首郭太的《郭有道林宗碑》，还有曹操忘年之交桥玄的《故太尉桥公庙碑》，都出自蔡邕之手。

    由蔡邕弟子阮瑀来题墓铭，无疑颇为合适，然而阮瑀却推辞道：“先师虽然多为贵人作墓铭，但其晚年却颇为懊悔，曾对臣说。‘吾为碑铭多矣，然多有惭德，何也？吾与不少墓主既不相识，更不详知其行节，只是受人重金所托，勉强下笔，故文辞虚浮，情亦不真，你切不可学我’！”

    阮瑀一本正经地说道：“臣铭记先师之言，故若非久识之人，绝不轻易作铭。臣与张长沙既非同乡，素未谋面，连他生前容貌也不知，如何敢落笔为他一生定论呢？”

    言罢，不等曹操面露不快，阮瑀又及时推荐了另一个人，看向侍立在侧的文学吏王粲：“而王仲宣与张长沙同府共事多年，听说还曾南游湘沅，与张长沙宴饮谈笑。加上仲宣文采独步于荆汉，下笔成篇，人尽皆知，臣以为是为张君撰铭的最好人选！”

    曹操颔首觉得有理，目光望向王粲，可王粲此时已面露窘色，答应也不好，拒绝也不是，最终只能勉强露出笑来应诺：“丞相有令，臣当竭力试之。”

    旋即王粲又朝阮瑀拱手，咬牙切齿地感谢道：“弟多谢元瑜兄让功之举啊！”

    那日在纪南城，徐干与王粲发生过口角，身为记室副官的阮瑀倒是始终沉默。王粲本以为，毕竟同为蔡邕弟子，阮瑀是偏向自己的，没想到挖好的坑在这等着呢！

    一旁的徐庶将两位文人作态都看在眼中，一时忍俊不禁，只差捧腹大笑了。

    曹操不晓得其中奥妙，徐庶那会就在荆州，自然清楚。当张羡举兵时，刘表率军讨伐，为了显得师出有名，特令府中王粲来写文宣传。

    王粲自无不允，于是一篇《三辅论》便脱笔而出，怒斥张羡是“长沙不轨，敢作乱违”，说刘表是“去暴举顺”。接着就是一通“刘牧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拨秽荒”的马屁。

    这文章没传到曹操那，同为文人的阮瑀却知道，遂在今日故意将活推给王粲。

    王粲也难啊，若他拒绝并说自己曾骂过张羡，不宜作文，那就会让曹操笑话。眼下硬着头皮接下任务，那阮瑀、徐庶他们就有乐子看了。

    墓铭是要说死者好话的，这次政治意味十足的表演，更是得拔高溢美、夸饰捧扬。就等着看王粲是如何自食其言，厚着脸皮将阿谀刘表的话，统统换到张羡头上吧。

    而眼下王粲吃了个哑巴亏，却也不甘心，欲令阮瑀知道自己的厉害，于是对曹操提议道：“丞相，既然要表彰张长沙，那当初游说张君举义兵，并为其筹划的那位智谋之士，岂不也应该一同征辟任用？”

    “哦？竟有此事？”曹操看向杜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