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关于查禁白莲教的谕旨不仅让和珅感到开心，而且让湖北、四川等六省的大小官员们都感到十分开心。

    当然，湖广总督毕沅可能要除外，毕竟他的花翎被摘了，圣旨里将他严厉申饬了一顿，吓得他连连叩首，口称“臣罪当诛”，浑身上下冷汗直流。他一边磕头一边心里想：这次又要给和中堂好好地孝敬一笔了。

    其他的大小文武官员则都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当然与和珅的理由是一样的，大家又有了挣钱的机会了。因此，当各省督抚衙门将严厉查禁白莲教的谕旨行文下发给各级官员时，大家可谓是雷厉风行，闻声而动，各府、州、县衙门所属的监狱里一下子就人满为患，塞满了所谓的白莲教徒。

    这些囚犯里面，有的确实是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根本就是无辜的百姓，这些无辜的百姓就是各级官吏此次发财的提款机，是他们故意抓进来以便敲诈勒索的，你说你不是白莲教徒、你是冤枉的是吗？你想赶紧出去是吗？那好，拿钱来，今晚从后门把银子给老爷送来，明天咱就放人。

    不仅各级大小官员如此，就连下层的差役、捕快乃至地痞流氓无赖都趁此机会大发横财。他们如狼似虎、欺压良善，看谁不顺眼就说谁是白莲教徒，就要抓进衙门里去，逼着你拿出银子来消灾。更有无数贫苦的百姓实在拿不出赎身的钱财，结果就被充数当作了所谓的白莲教匪关进监牢里，每日里遭受着板子夹棍的严刑拷打，痛苦莫名。就这样，乾隆皇帝一道谕旨，给川楚六省的百姓平添了无数的血泪，无尽的灾难。

    湖北省郧阳府均州知州孙修福是缉拿白莲教劲头最足的官员之一。当他拿到上司的行文之后，高兴得脑门子都要乐开花了。他家几代人都是贩桐油的，到他这辈发家了，于是他就想买个官做。在清朝，*鬻爵是合法行为，在康熙、雍正年间，对于*还有所控制，一般卖出去的都是无实权的候补官员，但到了乾隆末期，*鬻爵开始泛滥成灾，各类现任官员也大肆拍卖。孙修福便花了一万三千两银子，买了个均州知州的。

    均州这个地方并不富庶，和本省的武昌、荆州等地完全没法比，但孙修福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是个商人，花出去的钱必须连本带利全捞回来才行。为此，他三管齐下，使用三套办法疯狂地捞钱。

    第一种手段便是利用收取税赋的机会压榨百姓。按照清朝的法律：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也就是说清朝的田赋是固定的数字，永远也不会变化；到了雍正年间，又实行“火耗充公”，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清朝的各级官吏无法通过提高田赋的数目来捞钱了，看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一项制度，老百姓的利益好像不会再受到贪官污吏的侵害了。

    然而，只要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依然存在，那就根本无法消除各级官吏的腐败行为。大小贪官们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自有新的办法来盘剥百姓。

    比如，当时很多百姓都是用粮食等实物来缴纳税赋的，这样官员们就有了发财的机会：你交的粮食我们必须把它运到上级的官仓里才行吧？可怎么运呢，总不能让老爷我自己去背粮食吧？我当然应该雇人雇车来运输才对，那么这笔运输费由谁来出呢？当然是你，所以请你多交一部分粮食，以此充当运输费。这个便叫做“浮收”。

    还有的百姓在交赋税时因为没有银子，交的是铜钱，清王朝那个“永不加赋”的固定数目字是用银子来度量的，而银子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又是经常波动的，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又有了发财的良机。当百姓们拿着铜钱去交税时，在官员那里银子与铜钱的兑换率就永远都会比市场价高出许多，具体高多少就全看官员们的胃口了。这个被称为“勒折”。

    “浮收勒折”便是清代地方官吏们用来盘剥百姓、贪污中饱的常用套路。

    对于孙修福这样的官员来说，常用的浮收勒折等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了，因而除此之外，他还有两套别的手法。他的第二种手法便是打官司。古代的中国百姓向来对去官府打官司敬而远之，轻易不会去衙门诉讼的。孙修福便有了新的发明创造，他雇佣了一帮地痞流氓，到处惹事生非，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到州衙门里告状。无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说某某人欠他的钱，求老爷做主。在中国古代，是没有刑法民法之分的，像债务纠纷这种民事诉讼，官府也可以抓人；而在当时，又没有羁押时限的规定，官府把一个犯人想关多久就关多久。这样，当流氓无赖们状告某人欠钱时，孙修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被告抓起来，关进牢狱，直到被告家里拿钱来疏通，他才会放人。如此一来，这些地痞无赖就在孙修福的庇护下，在均州城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处敲诈勒索。均州城里的一些无权无势的小商贩、小业主都倒了大霉，他们几乎没有不被流氓们敲诈过的，人人叫苦连天，但又无处伸冤。因此，大家都对这个孙猴子恨之入骨。

    孙修福的第三套手段便是和州里的一些豪强劣绅联手，巧立名目，勒索百姓。王益之就是他的亲密合作伙伴之一，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出各种的鬼名堂，像什么修烈女祠啊，什么修关帝庙啊，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