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沿海的省份，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作为兴办近代工业，开放商贸最早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东南地区的铁路初步形成网络，地区经济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

    南方的经济发展以政府引导，民营经济为主，民间经济发展非常充分，北方没有那个基础，不过几条大铁路的贯通，以及北方天然具有的资源优势，北方的工矿业也迅速崛起，成为北方近代工商业的火种，迅速燎原。

    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华夏的百姓向来不缺少勤奋和智慧，新政就像一把铁锤，将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敲得粉碎，潜藏在他们身上的能量顿时爆发出来，从小商小贩到遍地开花的小作坊、小矿藏，都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

    各种各样的手工品，或者简单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就像曾经出现在华夏的山寨货一样，源源不断地推向市场，很多曾经让叶枫很熟悉的词汇，如温州货、广东货等等，也再度登上历史的舞台。

    近代工业的门槛并不高，即便是传统的大型工业冶炼化工，如今也多以小作坊、土法的格局进行，虽然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在所难免，却促成了华夏国力的迅速提升，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不过在华夏这样一个特别重视天人合一和传统地国度，这种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发展势必会受到质疑。议政和选举制度又会将这种压力传导给行政系统。

    在叶枫的组织下，复兴党发动舆论，对这种质疑进行引导，开始制订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政策，对无序的工业环境进行整顿。

    这种整顿多数是由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经济发展地要求与传统必然发生的碰撞。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制衡，传统道德成为对商人的要求，也成为法律需要规范的内容。

    在剧烈的变化中，各种冲突在所难免，但在逐步严格规范的体制下面，无论是地方保护也好，族群冲突也好，既得利益者和逐利者的冲突也好，总归能找到发泄的通道。而渐渐规范。

    与很多地方上混乱却充满活力的作坊经济相比，在诺贝尔华夏基金、华夏复兴基金以及政府地引导下，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拥有先进设备和人才，能够生产世界上最新的工业品的大企业。

    这些大企业从化工、冶金到机械、通讯、电器，有着完整地工业体系，虽然从个体来说还显得比较单薄，但是在他们的周围还有大批中小工厂、作坊，逐步发展成为华夏现有的工业格局。

    叶枫相信，在这些大企业的带动下，那些小作坊也会慢慢发展成为工厂，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给他们空间。不管是赚钱还是技术，他们都不会落在后面。

    这些年华夏一直在大力推行新学，不断送留学生去英美、法国、瑞典留学。国内也形成了华夏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综合性大学，以及农学院、工学院、电力学院等一批高等专科学校，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进入新学就读，成为经济发展的人才保障。

    华夏向来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度，特别是新兴的工厂主和商人对兴办教育的热情都很高，几所地方大学如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广东大学基本都是接受捐助建立起来地。

    不仅高等院校如此，华夏对学龄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毕业后。学生可以选择进入职业学堂学习。或高等预科深造。

    以华夏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财政的实力，全面推开六年义务教育还没有那个资源。不过地方上捐赠办学的热情非常高，除了传统使然，在现行地选举制度中，接受过新学义务教育、达到十八岁的青年都将有选举的权利，所以地方士绅和商人才会更加高涨。

    议政、选举制度的推行，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科举，但是通过考试选拔吏员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政府官吏大体会通过三个渠道产生，一是各级主政官员由选举产生；二是由主政官员提名下属机关的官员，议政机构通过；而吏员选拔则需要经过统一的公务员考试。

    虽然还存在着很多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华夏政权正在逐步步入稳定、成熟，真正意义上地华夏第一届国士大会就是在这样地情况下于北京正式召开。

    在这次国士大会上，通过了正式的华夏宪法，重新确认了华夏现在地政权结构，明确主席为国家最高元首，皇帝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神秘存在将彻底消失。

    主席与六名宰相组成的内阁成为国家重大事件的常设决策机构，也就是说，平时有重要事项，不需要经过国士院投票表决的，一般在内阁讨论决策，再交给尚书台执行。

    尚书台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内阁的各项决策，管理日常事务，尚书台社尚书令一名，相当于原本的宰相，下属各部设尚书、侍郎。

    大理院、按察院作为司法机关相对独立于尚书台和内阁，甚至国士院，都察院监察百官，接受国士院和主席的直接领导。

    另设都督府，掌管军队调动和指挥，与属于尚书台的国防部分别掌握军队的日常管理和训练的一部分，国家主席兼任大都督，并设五名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