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明白了宋献策的意思，在打下了襄阳府之后，如何处理这一批官田的确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这件事甚至会影响到革新军的未来发展问题。

    按照李晟最初给大家的承诺，打下了襄阳城，土地自然就分给士卒和无地百姓们，算是践行承诺，这一点也关系到革新军乃至于新成立华督府的公信力，因此土地不能不分，但是怎么分却很重要。

    根据顾言和宋献策搜集来的部分田亩资料显示，目前整个湖广行省共有九十万顷土地，也就是合九千万亩耕地，而按照李晟对后世湖北湖南的了解，后世两省耕地面积基本上在一亿五千万亩上下。

    也就是说，目前的湖广行省虽然已经算得上非常富庶的省份，可是依然存在大量的隐田没有入册，具体到郧阳府和襄阳府，其中襄阳府拥有七万九千多顷田地山塘，郧阳府则有四万九千多顷田地山塘，合在一起大概有十四万六千顷田地山塘，占据湖广行省的百分之十六。

    十四万六千顷，也就是合计一千四百万亩田地山塘，其中有接近八成，即一千一百万亩田地山塘是官田！

    李晟微微皱了皱眉头，眼下革新军已经实现了占据襄阳府和郧阳府，可是真正掌握的耕地却仅仅只有四百多万亩，潜在还能掌握的耕地至少还有七百万亩。

    湖广之所以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不仅是因为耕地面积多，与亩产量高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平均下来每亩能产稻米二点六石，也就是四百多斤稻米，倘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这一千一百万亩田地能产二千八百六十万石稻米，

    考虑到这一千一百万亩当中还有山塘，即便去掉至少也还有千万亩耕地左右，再去掉损失，差不多总产量在两千五百万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督府的整体财政能到这个水平。

    对于这个问题，宋献策讲了一个关于天启年间的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董应举，时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

    董应举当时屯田的规模不算大，只花公款买了十二万亩民田，再加上一些开垦的闲田，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八万亩，便开始实验屯田。

    历代所谓屯田，大多是地广人稀或连年战乱之后，让军队进行半务农性质的屯田，早期卫所制度便是如此，但是这样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也逐渐被废弛。

    董应举所组织的屯田，便不考虑给军人屯田，而是广招流民耕种，让这些流民在实质上去做佃农，并且还开水渠、修堤防，连同修了住舍、仓库、坊圃、运输工具等设备，一共花了大概三万两白银不到。

    没错，这就是将钱花到实处的效果，

    那么收入呢？按照董应举自己所言，‘臣所买以屯，皆各县备边备荒之地，除纳钱粮、供官役、备脚费、膳辽士所费不咨，而两年收入解部兑关，不下四万余金。’

    意思很简单，刨除掉那三万两成本以外，两年时间里他收获了五万多石粮食，给朝廷缴纳了四万两白银的收入。

    除了官府得利以外，老百姓们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因为董应举作为田主，他只向佃户收三成，其余七成都给了普通百姓，像这样的分配方案人人都可以接受。

    当时董应举便质问，既然朝廷内帑早枯竭，又不能继续增加民间赋税，那么为啥不实行屯田呢？光他屯田就有四万两白银的收入，其他地方官府屯田收入岂不是更多？

    实际上，董应举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土地，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将这个庞大利益体所占据的土地买下来，可是李晟却有这样的能力，

    也就是说，倘若李晟将这一千万亩耕地尽数租赁给无地农民，然后只取三成地租，便意味着到手七百五十万石粮食，而此时湖广市面粮价基本在一两到二两银子左右一石，如果运到京城去都能卖上三两六钱的高价，这就意味着革新军理论上是拥有七百万两到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的收入空间。

    当计算出这个数字后，李晟却感觉有些怪怪的，因为在他前世模糊的记忆里，整个大明岁入也只有两千万两左右的规模！

    要知道，整个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差不多在九亿亩左右，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按照屯田收益数字来征收农业税，哪怕亩产量只有一石半，则总产量都在十三亿五千万石上下，若是按照明初每亩三升三的比例，大明的实际赋税都有至少三千万石。

    可问题是，这一套系统发展到明末却演变成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在征收高额的赋税，甚至还屡屡加征。而超过九成的土地则以各种名义投寄在皇室、宗亲、大臣、乡绅等等各个利益阶层的手中，这些土地则根本不交一分钱。

    倘若大明能够将赋税收到每一寸土地上，按照正常百分之十的赋税标准来看，都能至少年入一亿白银左右的规模，无论是支付军饷还是解决财政危机，都已经完全足够。

    宋献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崇祯为图宽仁之虚名，不肯真正将税收到该收之人身上，只加赋税于小民头上，只会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最终致使百姓民不聊生，岂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