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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事，陶园林费了几年的周折，也没寻找到哥哥的准确下落。是他亲自把负伤的哥哥背到师野战医院后分手的。奇怪的是，这么个大活人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得很彻底。不但遗体找不到，连各类死亡名册中也找不到。令陶园林和陶园旺的父亲伤心的是：找不到下落，部队就不能给开出烈士死亡证明书，而没有部队的烈士死亡证明书，陶园旺就不是名正言顺的烈士，就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只能当作失踪人员……

    陶园旺的父亲在各级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甚至在一九五四年登了《人民日报》，又和民政局的人屡次到部队寻找，还是没有下落。据陶园林说，“一直拖到一九五八年，团政治处才给开了个座谈会，找了七八个陶园旺的战友和领导，地方民政局的人也参加，把这件事才算解决了。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陶园旺肯定死了。被俘的可能性没有，死在医院应该有下落，就是转到别的民主国家（如苏联、东欧各国）治疗，也该回来了，或者应该有信……最后大家认定：陶园旺是在医院转移途中被炸死的，连抬担架的人一同被炸死了。加上医院都是临时性的，所以无法找到下落。这样，团政治处上报师政治部，同意这个结论。然后，部队才给地方政府发函，也给陶园旺家寄了一张烈士死亡证明书，并一次性发给一百八十元抚恤金……”

    对烈士陶园旺的家人和他的叔伯弟弟陶园林来说，上甘岭这一仗是在一九五八年结束的。

    在谷山休整地，陶园林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刘怀珍开始接待了第一批来访的报社记者。他除了详尽介绍了朱有光、王万成等英雄的动人事迹，还顺便谈出自己在上甘岭战斗中总结出的防炮弹和子弹的经验。他说：“听到‘呜儿呜儿’声音发尖的响声，这是远炮，你可以不理它；但是，听到‘呼——噗’一下过来，带着风声的响音，这准是近弹，你得赶紧卧倒隐蔽……子弹的声音更好区别：像那些‘吱儿吱儿’的子弹声，只要你听见，说明子弹早飞过去了。凡是打到你身上和近旁的子弹，你根本听不见声音……”

    让记者为之感叹的倒不是刘怀珍介绍的防炮弹和子弹的经验，而是他最后补充的一句话：“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山西昔阳入伍的一九三八年的老兵——九十三团一营营长赵畴海，战后多少尝到了一点儿分发战利品的喜悦：临下阵地前，团参谋长赵文哲给赵畴海打电话，要他从阵地上搞些东西带下来。赵畴海便组织人扛了些战利品——鸭绒被子、黄军毯等。他“组织了两个排，扛到团里很多战利品”。之所以他们阵地上的战利品多，是由于他们“打得快，敌人没来得及弄走东西就给赶跑了”。赵畴海给团里领导每人分了一条黄毯子和一件军大衣后，“二营营长刘二贵也来跟我要东西，给了他一条毯子、一个带拉链的睡袋……”

    在十二军政治部文工团，从上甘岭和战地医院采访归来的创作员甘耀稷，正“爬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就着一盏瓦斯灯，连夜赶写组诗《上甘岭诗草》”。这一组诗，令他在此后几十年中，“每次读到它，眼泪都禁不住像写作时那样流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下雪了／雪花无声地飘落下来／更增添了前沿的寂静／雪落在打断了的树桩上／落在焦黑的弹坑里／雪落在成堆的弹壳上／……最前沿的一个小工事里／一个战士／倚靠在射口上／望着外面／山谷里敌人拖尸的痕迹……”

    嘴部被炮弹片击伤的一三五团六连连长万福来，伤口稍稍愈合，可以开口的时候，便在医院接待来访的记者，开始讲述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事迹。“我是黄继光连的连长，我不讲能行吗？黄继光是我们连队的骄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骄傲！”

    从此，万福来一年一年讲了下去。由开始的向一批一批记者、作家介绍，发展到后来的作报告、巡回演讲……随着英雄黄继光在中国日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万福来讲演的场次也频繁增加。“我在朝鲜讲黄继光，回国后两年给学生、部队作报告……在杭州住院时讲，在上海住院时也讲，在开封残废军人总校也讲，洛阳讲，湖北讲，一九六○年在北京施工在北京讲，一九七一年在山东施工在山东讲，讲了不下好几百场……黄继光是我连牺牲者的突出代表，其实，我们连没活下来几个人：第一次反击上去九十人，剩下两个；第二次反击百八人，最后剩下没几个……”

    在德山岘，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很放心地和他的侄子崔明礼告别。崔明礼是一九四二年到部队找崔建功投奔八路军的。在上甘岭战役时，崔明礼是十二军司令部的参谋，与叔叔崔建功在战场相遇，而且在李德生的前指里并肩作战了一段时间。崔建功虽是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却被李德生留在十二军前指当了顾问。现在，十二军完成了增援十五军坚守上甘岭的任务要撤回谷山休整，阵地又将交回十五军。崔建功在送走十二军的同志也送走他的亲侄子崔明礼时，感到很放心：他指挥的四十五师伤亡虽然早已超过百分之百（因为有的人负了几次伤，负一次伤统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