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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军的将士们无不经历了一个情感的转折——他们先是急急忙忙地把撤下阵地休整的消息告诉国内亲友，还在信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有可能班师回国的信息，然后便用同样的速度写信把将要参加另一场激烈战斗的消息告诉亲友。自然，大部分人不愿把战斗说得太残酷，让国内亲友徒然担心也没什么用。

    九十三团四连一位名叫张虎的副班长，刚刚请班里一位有文化的初中生给四川家乡的老母亲代写了一封平安家信，“马上接到了停止休整，转赴上甘岭的命令，又请那个姓宋的初中生代写另一封，但人家不愿给写了，人家忙着给排长代写家信，排长跟我一样，也是个文盲。我一看信写不成了，马上要出发，就让另一位会写字的同志在第一封没发出的信上添字，在末尾添了一行字：天阴下雨是常事，儿要参加新战斗，匆匆不多叙……”

    一○六团一个营长名叫权银刚，他在部队打仗多年，学了文化，可以自己写很长的信。“听说十五军在上甘岭打得很惨，我就给未婚妻写了封好几页纸的信，我跟她提出，还是散了吧，我这又要打大仗，不定哪天报销了呢！”

    这位三十出头的营长的未婚妻名叫尹玉华，也是军人，是十二军邢台留守处的文化教员。二人之间是由师长尤太忠牵的线：尤太忠有一次从朝鲜回国，到留守处看望，见到尹玉华，就问她有对象没有？听说没有，就硬给介绍了权银刚，说权银刚是三十四师很能打仗的一位营长。

    现在，权银刚“违心”地写了一封给尹玉华“要求散伙儿”的信。信是写了，他心里却很明白，散不散伙儿，也不在这封信，而在于他能不能从上甘岭活着回来。“要是这一百多斤丢在那儿了，那就不存在散不散的问题了，怕是怕的弄个重伤残废，缺胳膊缺腿的，人家姑娘跟咱散也不是、不散也不是……”

    权银刚福星高照，也许是国内留守处那位漂亮的文化教员给他带来了好运——他不但活着走下了上甘岭，而且还活得“比较完整”。他也负了伤，“战斗中从观察所出来，遇上一排炮弹，一块小弹皮炸在鼻子上……身上没伤着，鼻子也没掉下来，操他妈弄到鼻子上，流了一身血，下来给了点负伤费：三块朝鲜币。”

    自然，权银刚的那位心上人没有和他散伙。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半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尹玉华到朝鲜来，二人在东海岸防御驻地喜结良缘，婚姻关系一直持续着。

    九十二团团长李全贵说，他们是从金化撤下来，“往谷山走了两天，才接到军里的电令的，让向上甘岭方向去。那时候，部队的辎重大行李都落到宿营地了。”李全贵认为，对连队来说，弯子虽然转得急，但是由于思想工作跟上了，战士们情绪还是调动起来了。“那时虽然都想下来休整，想到后方休息，已经打了一年嘛，可是一动员，大伙儿还是求战情绪很高，每个连都向团里递了请战书。”

    在十二军军部，军长曾绍山召见最先开上去的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要求该团“代表十二军投入战斗，第一炮要打响”。而李长生则担心“一个团先上去，脱离师、军，归十五军指挥，摸不着十五军军长的脾气，怕打不好”。不过，李长生不是怕打仗，恰恰相反，他“很想到上甘岭打打仗、过过瘾，特别是，军长让我们九十一团先上，是对我们的信任”。当然，李长生作为一个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老兵，知道战斗中什么最宝贵。所以，当曾绍山问他：“明天要开上去了，你有什么要求？”李长生几乎没考虑就提出了他的要求：“军长，能不能给补充点新兵？一打起来，怕兵员补充不上……”曾绍山那天“出奇的大方”，大概他也知道了十五军的伤亡情况，“一下子就拨给了我一个新兵营。”

    在通往上甘岭的道路上，由九十一团开始，接着又是九十二团、九十三团和三十四师一○六团，加上军前指、师前指，和火炮部队、运输部队，一拨又一拨连夜开进。汽车灯似一条长龙盘旋在夜路上。马达彻夜轰鸣。汽车拖着火炮，士兵们扛着枪、背着干粮袋脚步匆匆。他们绝大部分人神色庄严，甚至感到激动，当然也不乏紧张和某种恐惧。在沿途宣传队员和政工干部们的口号鼓励下，他们心甘情愿地策动自己的双腿，或是被运兵卡车载着，整营整团奔向上甘岭那两个小小的高地。而在这些士兵中，许多人的生命已临近最后时刻，他们中有的人还能活上十天半个月，有的人则只剩下一两天的生命历程了。对此，人们只能有预感，却无法与命运抗衡。“渡江先锋连的弟兄们，咱们开路吧，打仗就是大会餐，走哇！”“九十一团是红军团，咱们团他妈什么仗不敢打？冲吧，都跟着！”“王克勤连的跟着点，怕死的才掉队……”“老刘，你的剃胡子刀没丢吧？今晚上到驻地剃头，把全连的头都剃了——剃过头咱就往上冲！”“欢迎十二军老大哥来参战！”“向十二军学习！”……这些嘈杂的呼喊和口号扫除了士兵们心头残留的胆怯，他们觉得身上热血涌动，便迈开大步紧跟着队伍。

    二用将不如激将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驻地，下午三点多钟，代司令员王近山在他的半洞穴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