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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翊钧上朝的次数愈来愈少，并且最近两年随着群臣旧事重提请求建储，他干脆连面见朝廷其他大臣的次数都愈发的少了，只通过奏折和召见内阁大学士处理政事。如此，就越发突出了内阁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皇上还是对于朝廷大臣。

    只是，这样一来，作为唯一有特权能够经常见到皇上的人，几位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和次辅所面临的压力都陡然增大！咱们见不到皇上，但想见你首辅和次辅还是很容易的，这已经成了几乎所有见不到皇上的朝廷大臣的共同想法。

    于是，想见皇上的人、想让内阁大学士规劝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这几年皇上没有兑现“诺言”而急于让皇上立储的诸多言官和大臣，全都每天涌进到内阁中，给内阁大学士施压，特别是给首辅和次辅施压。

    此外，士林言论也越来越对内阁不利，现在几乎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皇上之所以这样，全是被内阁给“宠”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内阁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及时规劝皇上，是严重失职！其中，又以首辅申时行和次辅许国受到的士林舆论压力最大！

    虽然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积极奔走，几乎每次见到朱翊钧都要在他面前提一次建储的事情，但在外臣眼中，内阁阁臣依然是无所作为——为什么皇上几乎不再上早朝？为什么皇上很少接见外臣？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皇上还不兑现“诺言”立皇长子为储君？

    另外，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仿佛就像是凭空出现般，最近两年朝廷形成了这样一个颇为诡异的标准：辨别一个朝廷大臣是忠还是奸，不再是以往的传统辨别方法，而是看他是否支持并拥立皇长子为太子！即便是显得有点诡异，但它却得到了朝廷大臣们的默认！

    就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终于开始顶受不住压力。

    万历十九年六月，以母亲患病为由，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留下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三人在内阁继续“受罪”。

    万历十九年九月，距离王锡爵归省才过了仅仅三个月，首辅申时行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致仕归家，他也决定不“玩”了。

    同月，还没等申时行致仕的消息彻底传开，知道此时的首辅有多难当的次辅许国，早就没了做首辅的心思，紧随着申时行的脚步，也致仕了！

    经过廷推，“倒霉”的赵志皋和张位在申时行和许国离开内阁的当月成为内阁大学士。

    如此一来，申时行、许国致仕，王锡爵归省滞留不归，原来的四位阁臣中排名最末的王家屏反而一跃成为了内阁首辅。

    等真正坐到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上，王家屏才切实的体会到了申时行的不易，这简直比放在火炉上烤更令人揪心！他为人极为正直，行止端庄，不贪权武断，说话做事不像申时行那么委婉，这就注定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必定不会与朱翊钧太合拍，尤其是在国本的问题上！

    万历二十年，朱常洛已经十一岁了，在宫中也被“禁锢”了六年，虽然也使尽各种手段，甚至创造性的开创并用尽方法让朝臣们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那个——以支持并拥立皇长子为太子来辨别忠奸的方法，可惜不要说成为太子了，至今却还没有被朱翊钧放出去读书。

    于是，朱常洛又想了个办法，放出风去，让朝臣们疑虑，如此下去，即便是皇长子最终能成为储君，将来也可能成为一个愚昧无知的君主，怎样主持国家大事呢？同时也让群臣对朱翊钧的用心产生怀疑。

    朱常洛的方法初步奏效，以李献可为代表，不少人联合向朱翊钧接连上疏，恳请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不过，强硬的朱翊钧以“违旨诲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伙同者夺俸半年。

    此御批下到内阁，要求内阁拟旨执行。但是，王家屏却拒不执行，将御批予以封还，把朱翊钧气的当即严厉斥责王家屏“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王家屏却说：“所以敢激聒敢封还者，正恃皇上之圣明，无一言不纳；皇上之宽大，无一物不容也。”潜在意思是要朱翊钧不要做一个心胸狭窄的皇帝。

    在万历二十年三月，马上就要坐满半年首辅的王家屏对于朱翊钧拒不立储甚为失望，再加上群臣的压力，他在几天内连上八疏无果之后，还是致仕归家了。

    至此，当初在乾清门的殿阁中见证了朱翊钧许下“诺言”的阁部院大臣，就剩下一个尚在归省而迟迟滞留不归的王锡爵了。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又是一年元宵节。

    这天，帝后勋戚内眷，按习俗要进行登楼赏灯玩看的娱乐活动，届时宫中有精彩的马戏表演，即兴时嫔妃们还会作蹴鞠的表演和游戏。

    如今，朱常洛已经十二岁了，并不像朱翊钧对外臣所说的“元子羸弱”。其实也是为了给整天把这话挂在嘴边的朱翊钧难堪，在宫中憋闷着有许多时间的朱常洛下了狠心，虽然仅仅限于做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之类的简单运动，但这些年不懈的坚持下来，却也有着不错的体格。

    与已经快要三十岁的邹义站在一起，他比这快要步入中年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