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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五年，隋朝天下共有190个郡、1255个县、8907546户、46019956人；疆域范围东西长9300里，南北宽14815里。

    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杨广即位不过数年，就获得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王梦寐以求的一切——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万邦来朝……一幅名为“大业”的盛世蓝图，就这么光芒四射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然而，在这幅几近完美的盛世蓝图上，杨广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斑点。

    这个斑点就是高丽。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二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氏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从历史渊源、疆域范围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二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领土有三分之二在辽东、亦即今天中国的辽宁省东部，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而王氏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200多年后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据王建在《十诫书》中自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是三韩人，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

    （所谓三韩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弁韩三支，是后来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大业年间，当周边国家普遍对隋朝称臣纳贡的时候，惟独桀骜不驯的高丽始终不愿臣服。这对于完美主义者杨广而言，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高丽一天不臣服，他的“大业”就谈不上完美。

    事实上，高丽对隋朝的挑衅由来已久。早在开皇十八年，高丽就曾入寇辽西，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同时暗中联络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高丽此举极大地激怒了杨坚君臣。于是，举国上下都发出了征服高丽的呼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开皇十八年六月，杨坚下诏废黜了高丽王高元的王位，派遣水陆大军三十万人征讨高丽。然而天不佑隋，大军出发不久便接连遭遇水患、瘟疫和海上风暴，故未及踏上高丽国境便减员十之八九，不得不黯然班师。这对杨坚和隋朝而言，无疑是个奇耻大辱。

    尽管随后高元为了避免全面战争，被迫遣使谢罪，并上表自称“辽东贱恶如粪土的臣子高元”，但背地里却不甘为隋朝臣藩，一直在暗中拉拢已经归顺隋朝的东突厥。大业三年，杨广北巡至启民可汗王庭，碰巧高丽使者也在那里。启民不敢隐瞒，遂带着高丽使者一同晋见杨广。

    随同出巡的裴矩趁机向杨广进言：“高丽本是商朝末代王孙箕子的封地，在两汉及晋朝年间，都曾经设为郡县，而今却不肯臣服，俨然另成一个国度。先帝意主征伐，由来已久，只因杨谅无能，出师不利。现在正逢陛下盛世，怎能轻易放弃，使衣冠文明之地沦落为化外蛮夷之邦？如今，他们的使节亲见启民举国汉化，臣以为可以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迫使高元入朝称臣。”这番话正中杨广下怀。他随即命人向高丽使者宣诏：“朕因启民可汗诚心归顺帝国，故亲自驾临他的王庭。朕明年将前往涿郡，你回去告诉你们国王，让他前来觐见，不必心存疑虑。朕接待他的礼节，将和启民可汗一样。如果不来朝贡，朕将率领启民可汗，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土巡视！”杨广最后这句话，显然已经是威胁恐吓了。

    可是，对于大隋天子的威胁恐吓，高丽的反应却极为冷淡。

    不，应该说是根本没有反应——杨广既没等到高元入朝觐见，也没有看到高丽王国尽到它应尽的臣藩礼节。

    杨广愤怒了。他决定打一场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元和他的弹丸小国付出血的代价！

    于是，从大业四年起，杨广便开始积极整顿和扩张军备了。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向富人征收捐税，用以购买数量庞大的战马。由于国家在短时间内大量收购，致使每匹战马的价格高达十万钱。同时，他还命令有关部门检阅武库中的各种武器、装备和辎重，务求精良新颖，一旦发现粗制滥造，立刻将监造军械的官员斩首。此外，杨广在大业四年下令动工的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东征高丽开辟一条快捷的运输补给线。

    大业七年春，当国内所有大型工程相继竣工，疲惫不堪的臣民们刚刚想缓一口气的时候，杨广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讨伐高丽的诏书。

    是年二月底，杨广下达总动员令，命全国军队不分路途远近，一律前往涿郡集结。随着杨广的一声令下，一道又一道十万火急的敕令，便从洛阳的显仁宫迅速飞向了帝国的四面八方。

    三月，幽州总管元弘嗣奉命前往东莱（今山东莱州市）海口，督造三百艘战舰。由于军令严急，监工官吏拼命督促，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