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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56年阴历十月，西魏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代枭雄宇文泰猝死于北巡回京途中。由于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过于年轻，缺乏军功和政治号召力，宇文泰不得不在临终之前，把朝政大权交给了他一向赏识的侄子宇文护。

    宇文护虽属关陇集团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多年来一直得到宇文泰的大力栽培，但资历和功勋毕竟不如“八柱国”这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当时，尚存的西魏八柱国除了宇文家族外，还有五家，即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宇文护深知，仅凭宇文泰的口头遗命，他肯定镇不住这些元勋大佬，所以，必须在他们中间物色一个政治同盟和利益代言人，才有可能顺利执掌权柄。

    宇文泰死后数日，未及下葬，西魏高层便匆忙举行会议，商讨新的执政人选。不出宇文护所料，其时“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

    （《资治通鉴》卷一六六）不过，早在举行会议之前，宇文护就已私下取得于谨的支持，与他达成了利益共识。因此，在会上，于谨不仅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力挺宇文护的声明，而且屈尊俯就，当场向宇文护叩拜如仪，宣誓效忠。众大佬见状，不管心里服不服，表面上也只能做做样子，跟着于谨行叩拜之礼。于是，宇文护正式接过宇文泰的权柄，成为西魏王朝的实际掌舵者。

    然而，关陇集团的高层博弈并没有就此终结，而只是刚刚开始。

    对于晚生后辈宇文护的强势上位，五柱国的反应各不相同：于谨最先倒向宇文护，第一时间与他结成了利益联盟；李弼和侯莫陈崇的态度不甚明朗，属于骑墙派；赵贵则是最坚定的反对派，“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周书·赵贵传》）；至于独孤信，则更有理由对宇文护心生不满。

    首先，独孤信和赵贵一样，自认为跟宇文泰是平辈，所以对宇文护的专权揽政“皆怏怏不服”，不愿向其低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独孤信曾经在宇文家族继承人的问题上，与宇文泰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众所周知，独孤信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在独孤信看来，宇文毓就是宇文泰当然的继承人，一旦宇文家族代魏自立，他独孤信就成了国丈，在朝中的地位将无人可以比肩。然而，独孤信却忘记了一点：宇文毓虽是长子，但宇文泰的嫡子却是年少的宇文觉。而宇文泰为了防止独孤信将来以外戚身份揽政，便把继承人（世子）的位子给了宇文觉。在这件事情上，独孤信虽然没有当面表示不满，但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如今，宇文觉又在宇文护的拥立下登基，这就意味着宇文毓从此与皇位绝缘，作为丈人的独孤信自然不会有好心情。所以，尽管独孤信不像赵贵那样怒形于色，可他对宇文护的不满却是不言而喻的。

    元勋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宇文护意识到，纵然辅政大权已经到手，却不等于从此高枕无忧。而且，从法理上讲，八柱国同朝为臣，相互之间属于平行关系，其他柱国并不必然要对宇文家族惟命是从。当初大家拥护宇文泰，是因为他的能力、功勋和威望确实无人可及；如今宇文泰已死，宇文护要想彻底而长久地驾驭诸位大佬，不仅实力不足，更缺乏制度保障与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故，宇文护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宇文泰为之奋斗多年却出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跨越的那一步——篡魏。

    只有篡夺西魏皇权，建立新朝，宇文家族才能名正言顺地凌驾于其他柱国之上，而宇文护也才能以摄政大臣的身份雄踞关陇集团的权力之巅，并长久把持帝国的实际统治权。

    公元556年阴历的最后一天，亦即这一年除夕，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退位，并于次日、即新年第一天，扶立宇文泰世子宇文觉（时年十六岁，是为周孝闵帝）登基，正式建立了北周帝国。

    同日，宇文护以明升暗降的手法，表面上把李弼、赵贵、独孤信奉为三公，实际上却取代了独孤信的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之职，把兵权牢牢抓在了手中。紧接着，宇文护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引五柱国中的于谨、李弼、侯莫陈崇共同“参议朝政”，把他们拉进了自己的阵营，同时把反对他的赵贵和独孤信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宇文护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进一步激起了赵贵的愤怒。赵贵旋即与独孤信密谋，准备发动政变除掉宇文护。到了约定日期，赵贵打算动手，但生性谨慎的独孤信却感觉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了他。稍后，政变密谋不知何故竟被时任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的宇文盛获知，宇文盛立即入京告发。宇文护遂先发制人，在赵贵上朝之时将其捕杀，并以同谋罪名罢免了独孤信的职务，将其勒归私第，不久又逼令其在家中自杀。

    赵贵和独孤信之死，意味着宇文护已经举起了铲除政敌、杀戮立威的屠刀，这对于以独孤信为首的势力集团显然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而杨忠是独孤信的嫡系，杨坚又是独孤信的女婿，如此紧密的关系，自然不能不引起宇文护的猜忌。换言之，北周王朝建立伊始，杨忠父子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高层权力斗争的漩涡。

    此刻，无论是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