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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无论李渊对李世民做出怎样的指责，其性质仍然是君父在教训儿臣；无论李渊和太子对秦王的不满和忌惮已经达到了怎样严重的程度，这一切通通属于皇族内部矛盾。而一旦“下法司案验”，就是把矛盾公开化了，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那相当于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相猜和兄弟不睦扩大并升级为朝野皆知的一起政治案件——而且是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重大案件。暂且不论李家的父子及兄弟到底谁是谁非，单是把这件事情闹上公堂本身，就已经是李唐皇室的一个莫大耻辱了。

    李世民很清楚，李渊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

    明知道皇帝不会接受，还偏偏要提出来，这不是抬杠是什么？

    面对李渊的敲打和警告，李世民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毫不屈服，而且充满了对抗和要挟的意味。

    李渊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看来自己不久前对心腹裴寂发的那句牢骚一点都没错——“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再不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他真要把尾巴翘上天了。

    看着皇帝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旁边的太子和齐王不禁眉飞色舞，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幸灾乐祸之情。

    这一次，秦王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道来自边境的加急战报飞进了长安的太极宫。

    李渊的愤怒转眼就被震惊所取代。

    该死的突厥人又来了。

    早在一个月前，当李渊被杨文幹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就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攻击。当时，代州（今山西代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原州（今宁夏固原市）、陇州（今陕西陇县）、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等重镇和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突厥人的这一次攻击力度却不是很大，基本上仍是以袭扰劫掠为主，并无进一步南侵的意图，所以李唐朝廷只命骁将尉迟敬德及各地守将出兵迎击，便遏止了突厥人的攻势。

    可眼下边境发来的战报却显示：这一次突厥大可汗颉利亲自出马，并与小可汗突利（颉利长兄始毕可汗之子）联合出兵，倾全国精锐之师南下，而且兵锋直指原州，显然有入侵关中、进逼长安的企图。

    这种大规模的、带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不能不引起李渊和整个朝廷的震恐。

    大敌当前，李渊还能处罚李世民吗？

    当然不能。

    李渊不得不收起满面怒容，再次施展他一贯擅长的变脸绝技，让秦王起身系好冠带，并且大加慰勉，然后就直奔主题，和他商讨应对突厥的策略。

    那一刻，太子和齐王肯定在心里把突厥人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

    因为该死的突厥人又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世民的运气就是这么好。

    每当高祖试图将其打压或冷藏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且再次给予他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在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高祖李渊召开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起讨论当前的抗突形势。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而“子女玉帛”众多，所以突厥才会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甚至近乎荒谬的提议。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帝王都不可能采纳。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准备前往樊、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而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头脑，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大唐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此外，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当初李渊太原起兵时“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是刘文静，但主谋者却正是李世民，所以李世民一直被李渊和李建成“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陈寅恪全集》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可见，高祖等人执意迁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和消除突厥人的威胁，其实更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打压。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