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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圈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内外两面，对外叫做面子，对内叫做里子，如果死要面子，那么就只好里子受罪了。这个面子通常都是晓以大义的招牌，也可以说是牌坊。朱棣造反明明是想做皇帝，偏偏说自己要清君侧，孙中山明明是造反要当大总统，偏偏说自己是维护临时约法。

    在刚刚穿越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名谦根据网络上的那些帖子就相信孙中山是个刺客之王；在仅仅两年之前，他见到孙中山，被他的音容笑貌感动得五体投地，舍生忘死的投入到他的革命之中。李德胜说，革命让每个同志都成熟了。

    在这个焰火点燃夜空的时候，名谦看着茫茫夜色下的南宁，心里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事的，只有少数人才会站到历史的立场上，在这极少数人中又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人民的立场。当名谦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时局的时候，看得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清楚。孙中山的理想是建立民国，他受了太多的欺骗，他不相信任何人，名谦怀着崇敬之情看着他的时候，是一个助力，他可以相信名谦，但当名谦因为失败而拒绝进一步配合国民党的行动时，他又不得不防着名谦，这种怀疑达到顶点的时候，就是国民党扣留劳动党军火船的时候。

    孙中山就是孙中山，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无奈的现实间拼搏。

    看着眼前这封祝贺信，名谦已经完全没有庆祝胜利的心情了。滇系军阀唐继尧来信祝贺，并派人送上贺礼，全中国都知道劳动党党魁是名谦，但他几乎不管行政，所以国民党任命的广西省主席就是孙璇，当时唯一的女省主席。这个任命倒是彰显了男女平等，让国会选举中那一票“小凤仙”有了南北呼应的效果。

    唐继尧的信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当时的中国有一种叫“云土”的东西，这个“云土”和云南的泥土毫无关系，实际是云南的烟土，也就是鸦片。云南到广州，云南到上海，云南到北京，那就是三条黑金路线，其中云南到广州的那条线打两年前开始就掌握在劳动党手中了。“云土”过境的收入一度占到劳动党货币收入的60%以上，劳动党的水泥厂得以保持运作，多亏了这条黑金水道。

    本来，劳动党拉拢多数革命少数，对滇系军阀是井水不犯河水，根据地一税制还让大烟贩子们省了不少银子。现在劳动党主政广西，问题就来了，准确的说，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大西南地区只剩下滇军与人民军两股势力！

    川军自顾自混战，直奉上演德比，仿佛就在一瞬之间，滇系与劳动党进入了一个峡谷，与历史上无数的演义一样，两个人手持利刃，狭路相逢，自然要以最坏的恶意揣摩对方。

    唐继尧信中尽是恭维之词，大谈双方历史友谊，又说自己为国为民，公忠体国，高高的立起了一道牌坊。然后，问题的核心直接指向主要问题：劳动党的禁毒政策。当年蔡锷拉起滇系军阀，军饷筹措这一块就少不得鸦片的功劳，袁世凯以禁毒的大义指责滇军，一块好大的贞节牌坊照着脑袋就砸下去了。蔡锷也不甘示弱，指责袁世凯破法，臭鸡蛋香蕉皮一时齐飞，算是为市井小民添了不少谈资。如今二人均已故去，“云土”却流传了下来。

    名谦打败了旧桂系，赶走了沈鸿英，他要工业立国，要立牌坊，自然不会让鸦片这种东西“一颗永流传”，连过境都不允许了。而唐继尧这么多人马要吃饭，他要继续当婊子。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既然如此……那……那就打吧。

    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大义这个东西就像衣服，光鲜漂亮，想换就换，可要是没有，还真是出不得门的。唐继尧发表檄文，劳动党里通外国（属实），忤逆中央（孙文躺枪），屠戮无辜，（冤枉）。滇军起所部七万大军，征剿讨灭，为国除害，为云土畅销世界扫清道路。

    唐继尧并没有仔细研究过名谦，否则他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名谦明明知道这么做会导致战争，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做？原因也再简单不过了，他就是想要打！名谦在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个局势要是看不明白那就白学了。

    在柳江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张贯一终于找到了正在测量的名谦。

    只见这个东北大汉气喘如牛，虬髯长须竟都挂着汗珠，张贯一见面二话不说，朝着名谦胸口就是一拳：“你小子，忒二了，打沈鸿英两万人你这么紧张，现在人家七万人压过来了，你咋还在这优哉游哉的！”

    名谦哈哈大笑，放心的拍着张贯一的肩膀，说道：“老哥呀！打沈鸿英，我不知道滇军会不会杀过来，所以日夜担心。现在滇军刚刚平定贵州，马不停蹄就打过来了，劳师袭远，而我军以逸待劳，只要坚壁清野，滇军岂能不败？”

    张贯一没好气的哼了一声：“我和参谋部商议，决定御敌于国门之外。”

    “啊！”名谦差点叫出声来，“你们不是想硬来吧，部队刚刚扩充，可死不起干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