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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2月24日，在日本横须贺的追滨海军航空队驻地举行了一场大会：一架崭新的九〇式舰载战斗机停放在广场上，机身和机尾被标记了巨大的“报国-12（横须贺号）”字样，飞机周围聚集了大批军人和市民。这场特殊的大会是这架”横须贺号“的献纳会，而围观者正是这架飞机的认购者代表——在乡军人会横须贺分会的会员。而在此后的13年里，日本全国的民众一共集资购买了近两千架这样的“报国号”，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可观的物力和财力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费连年增长：1931年，日本的军费预算仅为4.54亿日元，而到1937年则猛增至32.7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32.58%。但即便如此，仅靠财政拨款仍远远不能满足扩军的野心。很快，以一二八事变为契机，日本陆军和海军分别开始号召国民进行名为“国防献金”的大规模战争捐款。在国内军国主义思潮的煽动下，相当数量的民众开始为战争捐款，以狂热的“爱国精神”为名支持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狂热的，便是海军的”报国号“飞机。

    何为“报国号”？

    报国号并不是某种飞机的型号，而是由国民和非军工企业提供资金购买的海军飞机的统称。“报国”，即回报祖国之意，很容易将其与武士道中的“七生报国”结合起来，以“报国”为名，一来可以强化民众的皇国观念与天皇崇拜，二来可以鼓励前线士兵七生报国，正可谓一举两得。与其他兵种直接捐款或参与制造的手段不同，海军希望国民能够以集体或个人的形式认购飞机并将其捐赠给部队，相对应的，这架飞机将会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命名并拥有“报国号”的特殊编号。飞机完工后，海军会在机场举行献纳式，在飞机的机身标明”报国号“序列与认购者命名，用来表达对捐赠者的敬意。

    1932年3月3日，由日本毛纺株式会社全体职员集资认购了第一架”报国号“——一架九〇式水上侦察机。这一年一共有18架“报国号”被交付海军航空队，其中12架是集体捐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2月，资本家三谷长三郎的遗孀三谷贞子以个人名义一次认购了6架九〇式舰战，分别命名为“第一~第六三谷号”，开个人认购之先。在这之后，踊跃的认购飞机活动被煽动起来了。

    “报国号”的来源

    在1932年到1945年的这13年中，日本民众为海军提供了近2000架飞机，现有据可查的有1172架。认购飞机最多的单位是朝日新闻社*，在1933年到1940年间，朝日新闻社通过号召读者捐款等手段认购了至少117架军用飞机。飞机被命名为“第〇〇〇全日本号”，表示由全国读者集资购买之意。

    除新闻媒体发动的全国认购外，日本民众还通过其他多种形式认购飞机、支援战争。

    首先是以县市为单位，由市民群体进行的集资认购。这一类的特点是：命名以乡土地名为主，集资广、人数多，这一类“报国号”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前，对之后的认购起到了带头作用。此类“报国号”如：“兵库号（报国-2）”（兵库县民众）、“鹿儿岛号（报国-8）”（鹿儿岛县民众）、“冲绳号（报国-28）”（冲绳县民众）等。虽然出现最早，但认购飞机数量上不如商业者；

    其次是劳动大众，主要是农村和城市的工农业者。与日方强调的“市民与非军工企业”不同的是，进行认购的公人大多来自海军所属的军工企业。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对战争的盲从与支持，工业者认购的“报国号”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农业者。这一类“报国号”的命名以会社名、工厂名（或略称）为主。例：、“第一太平洋号（报国-123）”（太平洋渔业株式会社船主）、“第一住友号（报国-125）”（住友金属工人）、“横厂工友号（报国-22）”（横须贺海军工厂工人）、“佐厂号（报国-25）”（佐世保海军工厂工人）；

    其后是商业与金融业者。刺激商人认购战机的原因除了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盲从外，也有基于获得商业效应的考虑，商业/金融群体的认购异常活跃。商业/金融群体的认购机多以自家商社命名。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资本家以私人名义进行认购，如上文所述的三谷实业。例：“帝国生命号（报国-212）”（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营业员）、“辰马号（报国-225）”（辰马汽船株式会社/辰马本家制酒株式会社）、“生宝号（报国-30）”（生宝证券株式会社）；

    还有政府机关和社会群体。政府机关如警察局、邮局、消防局、国有铁道等；社会群体包括公会和各联合会等。多以机关/协会名命名。例：“下关市民号（报国-1127）”（下关市政府）、“福冈警察警防号（报国-1075）”（福冈县警）、“西蒲园号（报国-87）”（帝国在乡军人会西蒲园郡联合分会）、“大银座号（报国-130）”（大银座联合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