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1885年春，受倒账风波的影响上海市面开始衰落，因受债主催逼，这些人不得不以股票向企业押银还债。后来，随着市面一日坏一日，押票者无力取赎，所押股票归企业承受，遂使企业资本减缩不少。而一般商民也因对时局的疑惧，多考虑撤回股本。所有这些，给洋务民用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如在上海机器织布局，到这年六月时织布局的筹建工作不得不停顿，其原本价值百金的股票，市价折减为十余两，不仅有股票的人“不胜恨恨”，局外旁观者也不禁深为之扼腕。

    开平煤矿也受到股市骤落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不稳”的现象。乃至最早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在这次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经营困难。其他企业，如天津电报局、金州煤矿、徐州利国驿煤矿、鹤峰铜矿等的募股计划和生产经营也都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巨大冲击。

    八月十日，刘飞扬一接任了上海县令就不得不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巨浪。此时的资本主义奉行着市场完全自由的方式，世界各国对经济基本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实行的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主义’，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但刘飞扬的脑里却深知不受政府控制的市场那就是脱缰的野马，而且现在这匹就要冲向自己、冲向大清帝国。如果这匹马不能被控制住的话，那在它狂奔的冲击下自己很可能被它撞的粉身碎骨，洋务运动初见起色的工业、贸易也将损失惨重，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新工业、新技术和刚开放的视野也可能被它所挤压破灭或被蒙蔽。刘飞扬一闻之情况下令衙门的人马上调查市场的情况，很快就汇总的情况令他深为震惊。

    刘飞扬本身对经济之道虽略有所知但还不足以应对这场声势浩大的经济风波，而且对于这个时候的拯救经济的方式还不太懂因此他下令有衙门召集一些在经济上的有识之士，把他们汇聚在一起集聚才智共同出力。他让衙门的人去请几个在上海经济界有些名声的留学归国人员，可这些海外归来的人是不大看得起朝庭的官员，不愿意上衙门来。从衙门里的人口中得知在上海经济中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其昌是这些人的领头的，他自视清高不愿于官场中人来往，其现在住在租界内多出入于安琪儿俱乐部。

    不得已刘飞扬只好亲自去法租界留学生聚集的安琪儿俱乐部，这天他和刘洪恩两人便装前往。当两人一身的大褂进入俱乐部时，里面的人都诧异的看着他们俩。在这里的人都是一身的西装革履哪有穿成刘飞扬他们这样的人来，一些人蔑视的笑着这两个不懂规矩的乡巴佬。

    两人虽也觉得不好意思可既然来了这样就走就更让人笑话，只得硬着头皮找了个位置坐下。点了两杯咖啡，两人不言语的喝着，眼睛却四处乱转搜寻着这那个陈其昌有没有在此。

    俱乐部里人多谈着市面的金融浪潮，不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其中一个桌子旁围了很多人可却都静静的只有一人在其中高声说着。刘飞扬和刘洪恩也摒气静听，只闻道“凡遇议事，先期发贴，届时众至，相待如宾，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招妓侍侧……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即醉既饷，然后以所议之事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以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属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而如此排场，何等热闹，以视西人之落落数言议毕而散者，实皆无益之花费，西人公司之所无也。此其一端耳.其余浮费之多于西人不知凡几，或开创数月，或张扬半年，问其公司章程若何则茫然竟无以对，如此公司何由能兴于？”“西人之集公司也，专志于公司，其股份亦有涨跌之时，而全以公司之盛衰为转移……中国则不然，一公司甫集，不问其事业成否何如，一鼓作气，争投股挂号，俄而号额已满，欲购不得，则先放盘以求必得，一人增价，步其后者更不乏人，风声一出，而股票因之而飞涨，还问该公司，则固未曾动手也.其有股份虽已集成，而公司一时未能遽开，或购办需时，或缔造不易，或数月或年余尚无开办获利信息。则又恐该公司之或有不妙而急欲推而出之，情愿减价以售于人，一人减价则又以为该股份跌矣，遂致减价亦无人承受.又有以此为业从中取利者则又上下其手，稍有不知市面信息之人，无不为所蒙蔽。”

    众人听了皆道至理之言也，刘飞扬一听其言甚是有理，如此之上市公司如何能创利于股东，如此之股市早晚必危。虽然自己意识里关于经济的内容不多，但在现代几乎所以的人都知道一些基本的经济常识而这些常识对于一百多年前的人就已经很高深了。

    刘飞扬叫来服务生问道：“那发言的人是谁啊？”

    服务生一笑说：“那人你都不懂啊，他在上海可是鼎鼎大名的陈其昌先生，现在在上海哪个公司要集股，哪个人要买股票谁不先听一听陈先生的话。”说完不屑一顾的转身离去。

    刘飞扬对服务生的态度并不在意，他所关心的是正是自己要找的陈其昌，略想了一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