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依据史料创作的谍战长篇小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主人公所处时代背景，及其必须要面对的客观环境，现作相关介绍如下：

    本书上部的故事发生地在香港；中部则是在大连，其间会屡屡出现“旅大”一词。

    “旅大”是指旅顺口（简称旅顺）、大连，只因旅顺口曾是清北洋水师舰队的主要基地，所以在当时的名气要更大，在1955年曾一度成立旅大市，1981年改称大连市，旅顺口则为该市市区。

    当年，东北地区有三大不冻港：旅顺口港、大连港、葫芦岛港。

    由于本书中部的故事基点之一便是港口，所以需对相关背景有所交代：在二战后期的1945年8月9日，按照美、英、苏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于当月14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苏方据此租借旅大地区30年，并实行军事管制。

    【注：苏联与国民政府签定的租借期应至1975年，不过，在抗美援朝后的1955年便交还新中国。】进一步而言，旅顺口港作为苏军军港禁止民船进入；大连港则为苏军军管下的自由港，民船进入只需核准；葫芦岛港则被国民党方面实际控制。

    在辽沈战役前夕，解放军已控制东北地区的97％地域，并基本切断北宁铁路（北平至辽宁，原京奉铁路），沈阳、长春已然成为孤城，只有锦州凭借葫芦岛港保持着海路畅通。

    除了东北地区，解放军各野战军分别在西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展开攻势，并将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至长江北岸。

    相比而言，于1946年4月28日解放的哈尔滨势必要更稳定安全，因此，香港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最初目的地被定为哈尔滨，而海路的登陆地为大连港。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开打；13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首批北上人士，从香港乘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起程。

    以下仅说大连，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即苏方与国民政府签有国际协定，同时，苏方亦与美英签有相关国际协定，所以，从外在表象上来看，当时的大连呈现出“四不像”情况，即：不像苏占区，不像日占区，不像国统区，不像解放区。

    再次强调，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也是本书主人公需要面对的客观环境。

    具体而言，基于相关协定的“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虽然大连被苏方军事管制，但市政管理职责由中国人负责，其中除市长一职外，副市长、秘书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报社社长等，均是由中共大连市委委派。

    作为谍战小说的本书，其中必然会涉及大连公安总局，当时已被我方掌握，并很快发展到近万人，以至令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高兹洛夫中将颇为惊讶，提出“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但最终还是默认了。

    这就为我方保留了一支有生力量，并培养出一大批公安及军事干部，仅在1946年～1948年间，先后向其他解放区及前线输送了3万余人，包括我军的首批坦克手，而大连公安总局首任局长赵杰（又名赵东斌），后任志愿军坦克兵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国都有来自大连的公安干部。

    回到当年，因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大连地区的我方干部被要求蓄发剃须（解放区干部多数习惯剃光头），并身着西服革履，公安总局的官兵则身着国民党警察制服。

    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放弃旅大地区，一开始曾公开派驻市级党部，但很快便被苏方驱离，随即转为地下并派遣秘密特工，加之利用公开派驻的其他相关机构，搜罗日伪军政人员及商会、帮派、会道门等成员，甚至组建了地下武装，即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并派人混入市政府、公安总局、职工工会等要害部门。

    后经我方卧底侦查，不仅抓获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以及第四独立团团长、参谋长等，还挖出潜伏及被策反的175人。

    另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日据时期，日本官方曾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在旅大地区居住的竟有25万之众。至于整个东北区，仅在战后被遣返回日本达100余万之多，有一些则选择继续留驻中国。

    在留驻旅大地区的日本侨民中，有意图不轨的原军、警、宪、特人员，在实际案例中曾抓获相关案犯，并查获私藏的枪支弹药。

    由此，可见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复杂性，事实则证明我公开及隐蔽战线的良好适应及掌控能力。

    于此，希望读友在阅读本书故事的同时，也能领略一番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