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黎元洪来说，这个日子意义重大。一年以前，他不过是清朝湖北新军的一个协统，现在则坐镇武汉，位居民国的副总统，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一年的风风雨雨中，有恐惧、有辛酸、有惊喜、有焦虑，五味俱全。他从不愿干，到试试看，再到喜欢、到沉醉于权势，到离不开权利，这个过程也只有整整一年。黎元洪至今还记得恩师张之洞对自己的嘱咐，也知道袁世凯的厉害。黎元洪也希望整个江东父老能够和他团结一致，共同应付这个枭雄。

    可是湖北的党人特别是现在又有个“国民共进会”，一次又一次的紧追不舍和亡命之徒式的暗杀，迫使他只有向袁世凯靠近这一条路，这绝非他本意，可他还能怎么办哪。黎元洪并无更大的野心，他只希望湖北能稳定，能进入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代。他主动减少军队，希望全国都能偃旗息鼓，早日发展民生，他觉得百姓太苦太苦。然而“国民共进会”的不屈不挠的“倒黎”又使得他十分恼火，南湖马队原定在首义周年纪念日发动的计划虽已流产，却如梦魇般萦绕他的心头，久久不能去怀。于是，首义周年纪念日如临大敌，除了增布巡逻宪警外，晚上还实行宵禁。

    都督府的哨兵每天换防，来府晋谒的军官，在二门前就要把佩刀除去。来宾一律不得入内就餐。还命令各师开设精神讲话处，向士兵进行拥护黎元洪的教育和宣传。作为纪念会场的万寿宫和报冰堂，表面上红灯高悬，彩旗飞扬，暗中却重兵把守，旁架机关枪，以防不测。和一年前武昌阅马场上的祭天大典的气氛完全不一样，那种人心振奋，同仇共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今天这样的风声鹤唳，一夕三惊。这使得黎慕军感慨万分。此外，黎慕军还观看了大量的武汉三镇的报刊杂志，他发觉由党人控制的《大江报》、《民心报》、《震旦日报》等对于黎元洪的鞭挞也是不遗余力。

    1912年，重新复刊后，其言词之激烈、笔锋之尖刻一如既往，经常刊问指斥黎元洪和旧势力。《民心报》和《震旦日报》，也是把丑化黎元洪作为主要话题，他们刊登了蔡寄鸥等编织的“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小说，形象化的说明“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这些舆论工具对黎元洪人身攻击可谓大矣。黎慕军认为：敌我问题当今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错了，一切都错了。黎慕军很想做这个调停的事情。在和陈孝芬谈论船队编制时，陈孝芬悄悄告诉他，翊武约他见面。

    黎慕军知道翊武是教仁的左膀右臂，翊武又曾是汉口军的人，对他也很敬重，于是便问陈孝芬：“伯夔兄回武汉啦？”陈孝芬笑了笑，点头说：“他约你在扬子街见面。”陈孝芬在刘复基牺牲后，感触很深，和文学社的人走得很近，这次在蒋翊武的介绍下，陈孝芬已经悄悄加入了国民党。在汉口英租界扬子街，黎慕军如约而至。蒋翊武是文学社社长，在武昌义之时担任起义总司令。他亲自制定了“十条十款”，领导了武昌首义。民国后，翊武被封为陆军上将军，颁发一等文虎章一枚，并授予总统府的军事顾问，馈赠交通银行支票一份，示意他愿意花多少就花多少。对此高官厚禄，翊武却毫不为之所动。

    袁世凯想拉拢他，可是，翊武看清了袁世凯的面目，坚决不接受袁的高官厚禄的利诱，宁可解甲为民。宋看到这一情况，马上与不在北京的孙电报联系，建议由翊武以参议的身份兼任武汉交通部长一职，再次在武汉三镇来发展革命力量。孙得到这情况后，感到十分高兴，并委托宋以总部名义予以正式任命。翊武得到正式任命后，遂与詹大悲从北京返汉，在汉口英租界扬子街设立汉**通部之机关。为了保证党员不遭黎元洪一伙的毒手，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而且各支部内部都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翊武一到武汉，就向黎元洪提出交涉，要求黎元洪释放祝制六，江光国、幐亚纲等人。

    “哈哈！”黎元洪奸笑了两声，起来走到翊武身边，将他的肩膀拍打了两下，阴阳怪气地说道：“贤弟，你来迟了一步，人已经押解到军法处去啦！”翊武感到事态的严重，急忙打电话到军法处，回话说三个人头早已落地。闻听此噩耗，他肝胆俱裂，痛哭不已。他用笔名发表《黎元洪竟效汉高耶？》一文，对黎元洪枉杀功臣进行批判。宋对黎慕军印象极佳，再三叮嘱翊武去争取黎慕军，宋教仁希望黎慕军加入他们，这就是翊武要约见黎慕军的缘由。“伯夔兄，好久没见了，你可好？”黎慕军亲切问候翊武。

    “一言难尽。我这次看到祝制六，江光国、幐亚纲等人被黎元洪所杀，真是痛心疾首啊。我们这些兄弟没有被满清杀死，却被黎元洪所害，太让人心痛啊！”翊武脸色极其愤恨。“我这次回武汉，也感到到处是紧张、恐怖和暴力的气氛。为什么要同室操戈，而且是这么激烈哪？”黎慕军也是忧心忡忡。“这一切都是黎元洪造成的，他和袁世凯是一路人，都是旧势力的代表，内心就是反对新政的！”“伯夔，武昌首义才一年，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我希望你们千万要冷静看对整个大形势，现在全国人心思定，行事处世必须以此为前提。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