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又召开了紧急会议。朱中安手上已经拿到了“申报”、“湘报”和“民生报”等，这些报纸详细报道了袁世凯杀害了首义元勋——“三武”之中的张振武的全过程，而且刊登了袁世凯的申明：此事是因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要求所为。邓兆麟向大家介绍了事态的发展：张振武被杀后，湖北旅京军政人士大为激动。当天清早，以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等人为首同赴总统府质问。

    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世凯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和蒋翊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孙武和蒋翊武还要求给他们“免死券”，同时呈请辞去总统府顾问职，大家愤愤退出总统府。至于同盟会对此自不能熟视无睹，因此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同盟会本部发表声明，宣布将黎元洪开除出同盟会。继而参议院开会，议员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把张、方二人的谋反证据拿出来。政府当局发表第一次答辩，很含糊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其所牵涉的人和所牵涉的事都极重大，非仅关系湖北治乱，而且关系全国的安危，还有军事秘密云云。参议院对政府的第一份答辩极为不满，其愤慨程度比先一天尤甚。

    陆军总长于8月21日出席参议院报告张案。对袁政府提出的两次答辩，参议院仍认为完全不能满意，于是决定提出弹劾案。8月21日下午4时，袁世凯邀请湖北议员刘成禺等四议员前往密谈，袁世凯仍强调张案的发生是起于湖北，完全依照黎元洪的意思办理的云云。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了出来，黎元洪几成怨府，也令秘书员撰成通电数篇，陆续发布。最后这一篇，由饶汉祥所写，洋洋洒洒，约有千余言，将张振武的十五大“罪状”公告于世。第一大罪依然是购枪事件。称这批枪械腐窳，机件残缺。且除买械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账二万，尚借谭人凤五万，有帐可稽；张振武曾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张振武和方维一起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李忠义等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武装起事，制造了湖北“第三次革命”；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其它还有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冒充军统，夤夜横行；抢劫粮饷，藐无法纪；勾串军队，控制铁路和小火轮；扩大武装；广纳良女为姬妾；勒索学款；私藏利械，图谋不轨。

    最后，黎元洪指责张振武“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乱秩序，种种不法，不胜枚举。”邓兆麟说：“这是黎、张俩人间的事，我们和他们都认识但都没关联，所以我们谁也不相信；我们不是当事人，不太能分清是非。在这种争论当中，张振武被不同的势力各取所需，分别塑造出了悲壮的英雄形象和残暴的奸雄形象。”邓兆麟分析道：“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被人认为是有敦厚的容人之量的。军中都知道这么件事：光绪二十五年（1901年），13岁的盖叫天以一出《定军山》轰动武汉三镇。张彪非常喜欢京剧，有一次他把盖叫天的剧团接到汉阳。那天天色尚早，张彪就让演员们到操场上去参观新军操练。军士们在天台上一个个望下跳，但都跳不好。13岁的盖叫天看着技痒，就爬上了天台，一个筋斗翻下来。还连打了二三十个旋子。张彪看了喜欢万分。那晚，唱完戏后，张彪居然派身为新军副将的黎元洪背着盖叫天送他回家。那盖叫天在黎元洪的背上还不安分，还要翻筋斗，可黎元洪一点儿不恼。可是今天的黎元洪已经没有这么雅量了，他和张振武之间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三次军变都没有成功，张振武其实只是幸灾乐祸并非主谋，而黎元洪对张振武头痛不已，必欲去之而后快，故把军变的大罪名硬套在他的头上。黎元洪几次试图遣散或改编将校团和护卫队的目的，都未成功。

    黎元洪开始向袁世凯求救，他的本意在移祸江东，以袁杀张，自己则不必蒙屠夫恶名。张振武是怎么样的人，你知，我知，大家知。现在，共进会名存实亡，他也不属于任何的集团了。他是个反对旧势力的英雄，也是个自立山头的枭雄。今天，各方面在他死后，各种各样的褒扬的话都出来了，其实都是在做戏，都是在借题发挥。袁世凯不是傻子，他对今天的局面早就心中有数了。袁世凯甘于替黎元洪杀张，一方面，吃定那些举动都是雨点大、雷声小，没有人会真正发难的；另一方面，从此以后黎元洪就会和同盟会更加分歧，而更投靠自己。为了能争取黎元洪，袁世凯认为他值得做此恶人。对于袁世凯来说，防止历史上的‘三国’在今天重演，保持他统治下的国家的统一，才是重中之重。”邓兆麟接着说：“我以为袁世凯比黎棋高一着，在宣布张振武罪名时，他把黎元洪的密电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开，就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法。把黎元洪逼上梁山，使他孤立，让他爆光，看他如何向国人表演。在形象上丑化黎，让他不再具备能和袁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不理解的是同盟会为什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