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朱中安随铁良去湖广地区视察。铁良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一些张之洞。追溯历史，光绪早年时，以那拉氏西太后和以奕欣为首的洋务派明争暗斗。这时候，以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地位就特殊起来了。清流派蕴集了一些或是年少气盛，或是自觉怀才不遇的大臣直陈所见，揭露**。清流派中，张之洞和张佩纶动辄触人锄事，无所顾忌，被时人称为两只触人痛处的“青牛（清流）角”。当时顽固派和以洋务派都急欲拉拢清流派，而在同治二年庭考中，由于那拉氏力排众议，以“眶世奇才”之名被擢拔为“探花”的张之洞，那份知遇之恩常常萦怀于心。

    张佩纶因轻狂，在对法作战中大败获罪，后改投李鸿章门下，而清高无比的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后更加天马行空，不参加任何派更获得西太后的青睐。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而言，“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唯一的通道。对西太后的格外恩遇，张之洞自然从道义上的忠诚到把一生付还给朝廷。张之洞对洋务派进行抨击，但他在指出洋务派耗费国家巨资而收效甚微时，并没有全盘否定洋务运动，他在帮助洋务派改正缺点。而且事实上，他干的的确比洋务派更好。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逝世以后，张之洞和袁世凯成为最重要的两位汉臣。因此，对张之洞的考察和了解就是有战略目的的。

    在湖广考察时，那里的经济上的成就和民间企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在张之洞治理下，两湖的成就是明显的，这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民生凋零和乱事不断是鲜明的对照。然而，作为钦差大臣的铁良，他听到的更多的是张之洞的那些汉人同僚们私下对这些事实的勉为其难的承认，他们对张之洞的成就视而不见，甚至指责他的革新精神。特别是那些儒学渊博的汉族官员，都一致非常热衷于发掘张的短处、揭露张的马脚，尽可能地贬低他，什么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啊，就好像拿张之洞的缺点和成就平均一下，使他看起来不是那么出色时，他们的心理才能平衡。汉民族对于它自己的少数天才的求全责备，不仅是那些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的少数上层人物喜爱贬损它人的阴暗心理的表露，而且是这个汉民族喜欢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而不愿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表现。“文人相轻”，而不是竞相提高，是大多数这些汉族精英的陋习。和中国其它民族对于力拔山河的英雄人物无与伦比的崇拜不同，汉民族更推崇整体智能，他们以为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他们更可以看到的是，在汉民族注重头脑和计谋的运筹帷幄的同时，这种手法和手段的无以复加的推崇使得他们的多数人也丧失了对高尚目的的追求和出自内心的真诚热情。

    这是一个过于老气横秋和自足的民族，它很善于自我调节和满足现状，它还会用种种理论来自我安慰。多数时它能逆来顺受，承受能力强，然而，一旦激怒它，超越了它既定的临界阀值，引起整个民族的共振的话，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将被它击溃。对这个民族，应该好好安抚它，而不是相反。铁良在回京汇报时却大大夸奖了张之洞一番，这也为日后朝廷更加重用张之洞起了推波助澜的功用。铁良对朱中安说，在最为重要的清廷实力人物老醇王和老恭王临死之际，都不约而同向西太后推荐了张之洞入主中枢。尽管这引起西太后的深思，但她最终还是没有马上采纳，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原来张之洞相貌丑陋，西太后实在忍受不了将天天面对首辅大臣的这张丑脸，尽管她完全清楚张的才能和对自己的忠诚。如果老天把瞿鸿矶的脸给张之洞，那么，大清的历史可能会重写了。瞿鸿矶，这位同治十年的进士、除文才德才之外，他的相貌特别像同治皇帝，由此颇得西太后心仪。他进军机处的最大原因，是在西太后个人的那种难以告白的心情。

    在最高级的政治层面上如此低级和轻率，随意性和个人好恶充斥政坛，那岌岌可危的局面也离之不远了。如果以张之洞代替李鸿章，甲午年间的战争结果也将不同，张之洞比李鸿章更有爱国心也更廉洁。李鸿章的贪腐引起了“雪球”效应，在他的周围营集了一群贪官，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淮军，而是一群腰缠满贯，再也不肯洒血疆场的肥猪。如果以张之洞代替翁同龢，戊戌维新的变法结果也将不同，张之洞比翁同龢更老成也更懂得国家问题的症结所在。翁同龢性情轻率，难稳社稷。在他的影响下，光绪帝浮躁又懦弱，缺乏八岁时的康熙大帝就有的那种坚忍不拔，也是受翁同龢的身教言行的结果。如果以张之洞代替荣禄，庚子年间的战事也将不同。荣禄个人人格低下，只知一味讨好和怂恿西太后，国力不足而主动向世界强国宣战，使国家蒙受了更大耻辱。以上的这几种情况，在张之洞的身上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张之洞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重臣。

    而且，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兴力量的关系并不紧张，这能平缓国内政治势力的紧张对立，把政治和思想上的对立，限制在国家能承受的范围内，这将是举国上下的幸事。其实，政治集团之间的纷争，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说到底都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