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远处看过来，崇山在平原的衬托下，拔地而起显得格外雄奇。崇山就像书法大家行云流水般的创作，廖廖数笔却将其写得极有力度。而山顶一侧又起一峰，直指云天，撩云揽雾，似隐若现，更显神奇。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的澧水，几经穿崖凿壁，终于冲出百里峡谷，到这里变得一碧拖出、轻轻盈盈，恰如土家姑娘的罗裙般悠然飘绕在祟山脚下。

    山下田畴平展，农舍镶嵌其中，再辅之以蓝天下朵朵白云，碧水上片片船帆，山腰上袅袅升起的炊烟，天生一副江山如画。到了这里，那才真叫心旷神怡。而这一切，似乎全因了崇山。崇山，许多人似乎颇感陌生，朱中安可能够说出许多来。《史记·五帝本纪》：“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没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哪来的华夏正宗。什么圣君贤臣禅让礼谦，明明是你死我活的部落争斗。胜者占据好山好水，败者流亡穷山恶水。可恨的就是这些汉家文人，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又虚伪，又厚脸。这里，崇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儒家的《尚书·舜典》中也记载说这里是尧的臣子原来被称为四大“恶人”之一的欢兜的流放地。遥遥四千余年来，崇山一直蒙罩一层神秘的色彩。半山腰有一处十分平敞，有一欢兜庙。

    据史志记载，此庙建自宋朝。经过欢兜庙，上行十余米，你会惊奇候看到一条宽二十余米，深十余米的渠沟将一座小山从头到底一剖两开，齐崭崭的，一眼便知是人工开挖而成。相传欢兜死后，历代都有山民造反。朝廷研究下来，以为是欢兜阴魂不散，为根绝后患，遂不惜劳民伤财劈山开沟，意为挖断欢兜“龙脉”，以绝后患。以至留下这一遗迹让后人震颤。“龙脉”自不可信，而欢兜是可信的。崇山绝顶，其地平广，阔约几百亩，现在都是学院的产业了。他们学余之际，也开耕播种，尽量自给自足，少下山去。现在这里石屋农田，小桥流水，很有点桃花源里可耕田的意境。谁也料想不到，如此奇山峻岭之上居然仙人般居住着他们几百上千的“泛”民。若当人问起他们时，一概告知是欢兜的后代，是族源渊薮的当地人。在这里办书院绝非朱中安一时奇想，而是朱中安和他的许多弟兄们长期深思熟虑过的。有了这么个书院，朱中安和他的弟兄们可以在书院中自得其乐，长期远离俗世。在谈朱中安等人财富从哪儿来之前，先仔细介绍这帮子人。朱中安这帮子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多数是两湖的人，少数是贵州、江西的；第二，他们的骨干都是原来的湖北新军军人，而且都是属于一个叫“泛”组织里的兄弟；第三，他们多数是“杂种”，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流着几种不同民族的血，“纯种”土家族、苗族、白族，相对而言，汉族倒是少数。朱中安，这个“泛”的大首领就是“杂种”。

    朱中安从懂事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杂种”，不过朱中安对自己是“杂种”这事不以为然，尽管为此受了不少歧视。追溯历史，这个“泛”其实是白莲教在两湖的少数民族中的变体。“泛”的前身是白虎教，搞一些念经、烧香、拜忏、上供、坐功、纳钱等。不过，他们念的不是佛经，也不是道家经，而是宝卷。它是由民间的“讲唱经文”、变文、散曲、鼓子词等揉杂在一起，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长江上游长期流传着癝君的故事，把癝君看成是巴人始祖，癝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故巴人崇白虎。楚语称“虎”为“于菟”，此二字以楚音疾读，则成“土”音。巴曾为楚之子国，称巴子国或巴国，也有称为“巴方”的。三种称呼，看似各异，说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古代有巴人王族为主体组建起来的国家。既然三种称呼，实为一体之指，缘何又要生分出三种说法呢？岂不有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之嫌呢？话，可以这样说。理，却并非是如此。关于古代巴人的生活状况，巴国的战争迁徙过程，《世本》、《左传》、《史记》、《山海经》、《华阳国志》等文献史籍都曾着墨述及过，但是，至今为止，史家发现，关于巴人、巴国的最早文字记录，始见于殷，这是不容置疑的定论。

    在殷商卜辞之中，有“我收人伐巴方”，“令妇好……伐巴方”，“商（赏）于巴甸”种种辞条似的文字记载，从这些记载来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武丁时期，巴人就存在了。不仅存在，还是一支骠悍勇锐的部落群体，屡屡与商军作对，搅得殷王朝不得安宁。最后，只好封巴人部落为王师边陲上的一个方国，这才战事平息。只不过，独立一隅的巴人，那时不以“国”名世，反倒取了个带着原始部落性质的称号，名叫“巴方”。据云，周武王分封赏赐诸侯时，特地制定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这种制度，一直沿袭，《春秋》之际，对边远的诸侯国，即便如吴、楚这样的大国，也一律称之为“子”或“男”爵，这种例子，并不鲜见。按照常璩“爵之以子”说法理解，巴人受封为巴国，是因其爵位是“子”爵，所以才有了“巴子国”之称立足名世。不过，在中原文化中，巴国一定不入流，所以有“下里巴人”。它们被排挤在文明之外，成为“阳春白雪”